平时我们总爱告诉自己：世界那么大，想出去走走；可一旦春节来临，又总会有一种声音呼唤：旧爱那么深，想回家看看。

河北省任丘市石门桥镇史村，明朝时丁氏同族四兄弟由京西延庆迁居此村，到了清朝，王氏家族由王团也迁居该村，由此形成以这两大姓氏组成的家族式村落，至今绵延数百年。

史村地处华北油田腹地。从北京到这里，会经过任丘这座四线小镇的市区。这里对于中国经济脉搏的把握相对滞后，不过仍然可以映射出某些产业变迁的痕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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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如，在这里最为闻名的建材一条街，此前都是瓷砖店、卫浴店、门店鳞次栉比，但随着房地产业的涤荡，最近两三年间，不少已经改头换面，有改为干洗店的，也有改成殡葬服务的。

进了史村村头，第一感觉就是，这里早已改变了此前灰头土脸的磨样，整个大街都与城市非常相像。摆脱了脏乱差的面貌，这其实折射出农村卫生观点的极大提升。

同时，小麦、玉米、杂粮、蔬菜为主等农作物生产依然是这里的标配，这里还通过农家书屋等方式，让大家学习农作物种植技术和改良方法，促进乡村文化振兴，构建起“精神粮仓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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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叔，是我的父辈兄弟中年龄最小的叔辈。去年，他自己买了一台收割机，去年秋收，他要前村后村忙前忙后，帮助小麦等作物收割，成为全村最忙的人。

我问他收入如何，他憨笑着说，比自己种地要高不少。服务社会化和生产机械化被称为粮食生产“两化”，未来这一进程仍会加速推进。

种粮种菜后，史村的农民有一个先天优势，他们可以驱车跨过106国道，前往不远的华北油田处销售，那里是城市聚集区，每天销量都不错。我的婶娘50多岁，今年回老家，她对我唠叨最深的感触就是，自己卖菜时开始有人对她喊“老太太，这菜多少钱一斤？”时间的印记划过长辈们的脸颊，农村人往往印刻的比城市里的人更深刻一些。

婶娘给我讲了一件事儿，让我比较触动。去年12月，他和叔叔都感染阳性，成为一大家中症状最严重的两位，不仅头疼，而且浑身酸痛。

但是她和我叔即便在症状最厉害的三四天，也依然开着电动三轮，赶往油田卖菜。一个人卖不了，就两个人去卖；坐不起来，就躺着卖。我问她，干什么这么拼，阳性最需要静养，而且也卖不了太多钱的。她说，自己知道，但是就是觉得待着也无聊，菜放坏了更是可惜。

这件事给我两点启示：一方面，现在农村确实富起来了，但要改变多年来的习惯依然需要时间。另一方面，农村人有最为本真的质朴、隐忍和勤劳，这将在中国澎湃的乡村振兴大潮中，推动中国农村进一步繁荣的坚硬底座。

生活条件变好了，体现在各个方面。回家后，每位叔婶都格外热情，开心果、草莓、蓝莓、哈密瓜一应俱全，让我品尝的水果、干果的种类完全不必城市差。

去年国新办在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农业农村领域的发展变化时曾明确，“农村棉油糖胶稳定发展，肉蛋奶、水产品、果菜茶供给充裕；同时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稳定提高，越来越多绿色优质农产品摆上百姓餐桌”，只有真正回到乡村，也只有真正与多年前对比对比，才能对这些变化有更深的感悟。

史村的过年传统，保存着很多传统老礼儿，折射出浓烈的春节气息。

大年三十一起床就要调浆糊、贴春联，院门、屋门、旱厕门，大张小张区分好，统统贴上；贴完就开始包饺子，素馅一盆，肉馅一盆，错开样儿包，家里包完了，就去隔壁帮邻居家包；包完饺子去上坟，一大家子二十余口，点燃玉米秆，烧掉坟头上的所有荒草，象征告别与期盼；回来看春晚，一大家子品评着哪个节目好，哪个节目一般。

对于男孩而言，印象最深的应该还是放炮。每次放完鞭炮，都会迫不及待地跑到鞭炮碎屑里，寻找那些没有响的哑炮。如果有引信，就自己塞在墙缝里点燃；如果没有，就把炮纸剥开，把里面的火药倒出来，用火柴点燃，呲地一下闪下光就没了。这个过程，仿佛是对困境企业的一次破产重整，总有办法让它们焕发一次新的生机。

当然最有过年气息的，还是大年初一，五更天起床，趁着天黑就挨家挨户拜年。如果不想起，那是不行的。十多个男孩儿每个长辈家里就会排起队来，鱼贯而入，挨个给伯、叔辈份的老人叩头。先是双臂抬过头顶，然后屈膝而跪，头碰地后才能起身。长辈们就会跑上前来拉扶，拉起来这个，另一个又跪下，又要赶紧去拉下一个。整个房间瞬时响起农村人特有的介乎“哈哈”与“嘎嘎”之间的笑声。

近几年，身边总有人说，年味儿有点淡了。对此，有人想在禁放的烟花中找寻，有人想在变淡的春晚中找寻。在这次返乡之旅中，我也找到了一些答案。在我看来，关乎年味儿最重要的因素，一个是人，一个是人的关系。

人多，才能烘托出浓烈的年味儿。尤其是孩子，往往是引领我们重温年味儿的明灯。为了陪他们成长，让他们感知传统文化，我们需要重新捡起已经淡忘了的仪式感。看着他们穿新衣戴新帽，扎红头绳梳小辫，我们备年货、包饺子的动力也会强化。再加上，小辈行礼和长辈的压岁钱回应，满满当当的年味就会洋溢而出。

去年，中国人口60多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。虽然这是经济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走向，但也必然会引发诸多层面的连锁反应。城市里少了伴随着过年而欢呼雀跃的孩童，肯定就少了最大的年味儿依托。

另一方面是人的关系，例如，多年前的农村，并没有智能手机，最多只有固定电话，大家相互之间却更有话说，春节期间的走街串巷，更是会带来平日没有的交流欢乐。

宗族关系也是其中的典型。当初，刘强东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的时候，学费还是靠着全村一起集资攒出来的500元。刘强东去读书的那一天，他担心这500元弄丢了，于是母亲帮他把钱缝在内裤里面。刘强东就带着这500元跟75个茶叶蛋到了北京。这就是全村宗族关系的典型场景，也是维系全村血脉的典型场景。

近几年记者生涯，使我走了不少南北方多地，也留意着其间的一些变化。我觉得，南方还有不少产业链式宗亲，比如在被誉为“中国门都”的浙江永康，就有不少叔叔做锁、舅舅做门的利益共同体，这不仅有利于企业的养成，而且意味着它们之间不仅有宗族伦理的约束，更有利益的绑定。

北方类似宗亲关系和利益链条则在发生变化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打工，阶段性的脱离宗亲家族而独立；东北等多地更是堪称“移出地“，随着人口的流失，进一步又导致了缺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主体，利益链条也就无从闭环。

家乡是我们生命的开端，正是从这里，我们开启一切人生冒险，翻过岁月不同侧脸。很多时候，只有真正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地方，待返回时，才能深刻体会到自己真正的财富在哪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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